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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识的舶来词

   日期:2020-05-04     浏览:4    评论:0    
核心提示:  新冠肺炎正在全世界疯狂蔓延,席卷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北京时间3月19日,

  新冠肺炎正在全世界疯狂蔓延,席卷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北京时间3月19日,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7%,引发市场“熔断机制”交易暂停。此前,美股已于3月9日、12日、16日,十天之内先后三次触发“熔断机制”。全球资本市场犹如惊弓之鸟,12日当天除美股外,更是有11国股市发生熔断事件,堪称全球股市“熔断日”。

  “熔断机制”这一词语很容易就能让观者“望文生义”,但它原本并不存在于汉语体系中,而是从英文中借用而来,属于“舶来词”。现代汉语中的舶来词其实不在少数,散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者有时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所谓“舶来词”,即借外语词汇输入汉语,字面意思就是“从大洋彼岸漂泊而来”“坐着船”的外来词。这类词汇原本在汉语中并不存在,或者说,被借用的词汇原先并不具有与英文中等同的含义。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被称为“借词”,是各国间语言接触与融合的结果。

  随着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对外交往越来越频繁,不同语言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互相借鉴和补充,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词汇。汉语词汇在不断对外输出并被收录进英文词典的同时,也吸纳了众多外来词汇。从词性上来看,汉语里这些舶来词中有名词如巧克力(chocolate)、三明治(sandwich)、三文鱼(salmon)等;有动词网上钓鱼(Phishing)、洗钱(MoneyLaundering)等;也有形容词和副词,如罗曼蒂克(romantic)、歇斯底里(hysteria)、幽默(humor)等。这些词大大扩充了汉语本身的丰富度,进入到我们日常书写和话语体系中来。

  这些舶来词有些在源语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们进入汉语体系并完成“嫁接”镶嵌的方式是有章可循的。舶来词的内涵由源语言所赋予,顺应了新词汇形成、扩展语言容量的需求和规律,而这些内涵逐渐在汉语中找到共同或相似语境慢慢扎下根来,与本土语言文化共生共长。通过讲述这些舶来词背后的内涵,不难见汉语中“借他山之石”的策略。

  舶来词是一种特殊的词汇类型,它们不是在汉语语言内部通过演变和进化而生成的,而是从不同语言群体之间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中相互借入。因此,只有了解这些词汇在源语言中的内涵,才能实现它们在汉语土壤中的有效移栽。

  “熔断机制”的英文是CircuitBreaker,英文本意为“电路断路器”(一种能够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并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关合、承载和开断异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的开关装置),也叫“自动停盘机制”,广义是指为控制股票、期货或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风险,为其单日价格波动幅度规定区间限制,一旦成交价触及区间上下限,交易则自动中断一段时间。这一定义体现的效果与“断路器”的功能相似。

  “熔断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曾在1982年对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实行过日交易价格波动为3%的价格限制,这一规定于1983年废止。1988年10月19日,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与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纽约股票交易所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实施熔断机制。根据美国相关规定,当标普指数在短时间内下跌幅度达到7%时,美国所有证券市场交易均将暂停15分钟,该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美国历史上共五次触发“熔断机制”,分别发生在1987年10月19日、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以及3天之后的19日。

  在我国,2015年9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发布征求意见通知,拟在保留现有个股涨跌停制度前提下,引入指数熔断机制。2015年12月4日,经有关部门同意,证监会正式发布指数熔断相关规定,并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2016年1月4日,A股遭遇史上首次“熔断”。

  汉语在引入“熔断机制“这一概念时,并未依照英文“CircuitBreaker”字对字翻译,而是根据这种机制运作的特点进行本地化处理,把停盘的表现类比为电路保险丝因为过载、过热而产生的“熔断”,形象贴切,充分发挥了汉语灵活度高的优势。

  除了熔断机制这类通过词语的内涵进行翻译的,舶来词中有一种常见的翻译方式,即采用音译和意译混用的形式,例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好感和依赖性,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受害人生死操控在加害人手里,加害人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会对加害人心存感激。加害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被受害人等同于自己的命运,加害人的前途被当成自己的前途,加害人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甚至会把解救者当成敌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英文StockholmSyndrome,tockholm(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Syndrome意为“症状”,这样的命名背后有着一个真实的故事。1973年,有犯罪前科的奥森与奥洛夫森,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的一家银行。他们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与警方僵持130个小时,最终放弃抵抗被警方制服,抢劫行动失败。然而,事件发生数月之后,四名遭挟持的银行职员,仍对劫持者心存怜悯,拒绝在法院指控他们,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资金。他们均表明自己并不痛恨劫匪,感激劫匪未加害自己且对自己照顾有加,而对营救者却抱有敌意。更有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克里斯蒂安竟然还爱上劫匪奥洛夫森,并在他服刑期间与之订婚。

  该事件激发了社会学家的兴趣,他们想搞清劫持者与被挟持者之间的这种感情结合,究竟只是一个特例,还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研究者在集中营囚犯、战俘、受虐妇女等类型的受害者身上发现了类似情结,表明这种心理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由其产生的地方而得名。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词虽然起源于西方,但人类的情感和心理却是共通的,这种情结在中国人身上也存在。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最终寄托在统一的术语里,在不同的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表达。于是,该词就很自然地被引入到汉语体系中来,日渐为汉语使用者所熟知。

  很多楼宇的入口都安装有旋转门,这个词对国人来讲并不陌生,是英文单词“revolvingdoor”的直译,但在英文语境中除了实体的旋转门之外,其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这种含义也逐渐被引入到汉语语境中,成为一种日益为汉语母语者所熟知的概念。

  “旋转门”现象在美国政治中十分普遍,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种政治常态,说白了就是一种政商角色来回切换、不断“变脸”的做法。私营部门希望通过“旋转门”将自己的代理人打入政府内部,以获得某些便利,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公共部门则通过“旋转门”,吸纳更多来自其他领域的精英,从而提升政策决策效率。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从著名商人、政治素人竞选成为美国总统,由商界步入政坛,这是一种典型的“旋转门”现象。

  在中国,2005年《公务员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案第102条还对公务员离职后规定期限内从业予以规范,即“旋转门条款”,旨在维护政府公正廉洁的形象,防范利益冲突或输送等情形对公益的侵害。

  在翻译“revolvingdoor”(旋转门)这类从实体事物引申出来的抽象概念时,可以通过直译的方法,因为这种实体事物在两种语言语境中具有相同的所指,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很容易根据实体事物的形象联想到抽象概念的内容。

  “Laundering”本意是指“洗熨(衣服)”,与“money”搭配,直译成“洗钱”。现代意义上的“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金融机构以各种手段掩饰、隐瞒资金的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

  “洗钱”这个词起源于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约多里奥和勒基鲁西诺为首的庞大有组织犯罪集团黑手党,利用美国经济中所使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发展自己的犯罪企业,谋求暴利。该组织有一个财务总管购买了一台投币洗衣机,开了一家洗衣店,并收取现金,然后将这一部分现金收入连同其犯罪收入一起申报纳税,于是非法收入也就成了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来历。“洗钱”如今已经成为许多贪官和奸商转移非法所得的惯用伎俩。

  效力于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世界著名球星梅西也曾陷入“洗钱风波”,其名下基金会被举报涉嫌参与毒品犯罪的洗钱活动,遭到西班牙国民卫队的调查。梅西家人对此表示十分愤怒,他们对梅西父亲涉嫌参与毒品洗钱活动予以否认,认为这是马德里在向梅西泼脏水,在蓄意掀起新一轮抹黑梅西形象的活动。

  2018年10月10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文件出台公布,规范了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

  “MoneyLaundering”这个词组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之后被固定下来成为一条金融术语,其对应的汉语表达“洗钱”在汉语体系中原本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在借鉴西方金融实践经验的同时,也连带专业术语一同引入进来,完整地借用。

  Phishing是由“phone”(电话)的词首“ph”和“fishing”(钓鱼)的词尾“ishing”构成,直译为“电话钓鱼”,引申为“网络钓鱼”,指的是“攻击者利用欺骗性的电子邮件和伪造的网络站点进行网络诈骗活动,受骗者往往会泄露自己的私人资料,如信用卡号、银行卡账户、身份证号等内容”。

  网络钓鱼是过去十几年间出现在通用词汇中的众多计算机相关的新词汇之一。它的“ph”前缀拼写受到了此前存在的“phreaking”(电话盗用)这一单词的影响。“Phreaking”为“phonefreak”的缩写,指的是欺诈性地使用电子设备来避免支付电话费。这种截取单词词首或词尾拼接成新词汇的做法,在词汇学上称为“混成法”,所得单词叫“混成词”。

  全球网民众多,“网络钓鱼”的现象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稍不留神就会深受其害。这种概念对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使用者而言,不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具有相同的认知效果。

  显然,理解“Phishing”这类混成词的关键在于找到单词各组成部门的“本来面目”,先做完整还原,然后根据意思选择直译或意译。“钓鱼”的译文又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成语,更容易理解其词义。

  汉英两种语言、中西两种文化之间,既有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特色。共通之处在于各自语言文化体系中原本就平行存在与之对应的概念和表达,可以直接指建立对等联系;而属于彼此语言文化中特有的部分,则需互相借鉴,实现异质语言文化的本土化,建立起新的共通。舶来词就在后一种情况中应运而生,翻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将舶来词“汉化”时所用的策略一般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音译法,就是将源语词汇根据读音翻译成汉语谐音,这是舶来词进入汉语最普遍的方式,例如,特朗普(Trump)、芝士(cheese)、拷贝(“copy”)等。在用音译法翻译外语词汇时,用发音近似的汉字将外来语翻译过来,汉字自身的原意将被弃用,只保留语音和书写形式。在翻译时,也会注重译音汉字搭配的美观和自然,尽量避免使用生僻字。

  第二种是直译法,指字对字翻译,即根据源语词汇字面意思将其翻译成对应中文词汇,例如前文中提到的“MoneyLaundering”(洗钱)。再比如“hotpotato”(烫手山芋,山芋即“番薯”,于明朝万历年间引入中国,这个成语其实也是一个舶来词)、“blackhorse”(黑马)等。直译法是一种“异化”策略,往往会出现汉语中原本不存在的表达,而异化过程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汉语语言的丰富。

  第三种策略意译法是指按照源于词汇含义将其翻译成对应中文,而不必拘泥于字面意思,例如前文提到的“CircuitBreaker”(熔断机制),以及“vitamin”(维生素)、“cement”(水泥,水泥于1889年传入中国,呈灰色粉末状,此前都是洋人生产的,所以当时叫“洋灰”,后中国可自行生产,因其与水相和成泥状,故得名)等。意译要对译入语言的文化及社会背景具有一定了解,结合本国文化做艺术加工,以达到形神兼备的表达效果。

  还有一种策略是意译与音译的混用,即保留源语词汇中一部分的含义与另一部分的谐音,或者保留整个或部分源语词汇读音并添加上表示该词属性和意义的词语,构成一个完整的汉语词汇,例如“card”(卡片),取“ca”的读音“卡”,补上属性“片”,构成“卡片”这个词。这种做法既简洁又形象,很自然地完成了两种语言的“嫁接”。

  中国对外交往由来已久,不论是近代被列强用枪炮打开国门,还是顺应时代潮流拥抱改革开放,抑或是当下的高度全球化,都大大增加了同其他各种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既有历史渊源,也有时代需求。这些交流和碰撞会对人们的语言和思维带来深远影响,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也可能会在不同方言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记。

  北京是一座厚重的城市,近代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东郊民巷曾是各国使馆驻地,于是北京话中就吸纳了个别的“洋文”。北京土话中有个词叫“额勒金德”,来自老北京八旗子弟学说英语“elegant”时的汉语化发音,含有“优雅、拔尖、最好”之义,但翻译成“讲究”则更为贴切。该词在马三立、郭德纲的相声中均有出现,引发很多争议,不少人认为这个词很土,但它和音译英语单词没有本质区别。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境内曾有各国领事馆和租界,上海人早就对“洋人”司空见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上海人“洋气”的气质。上海方言中自然少不了从英文等外文中借用的词汇,有些甚至沿用至今,成为“地道的”上海话。例如瓦特就是“water”(水)的谐音,形容人的脑子进了水,坏掉了;老虎窗(屋顶窗户,roofwindow),就是“roof”的音译加“window”的意译;昂三,“onsale”(打折)的音译等。

  粤港澳大湾区,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桥头堡,鸦片战争爆发在广东,《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葡萄牙殖民统治澳门一百余年。在这种情况下,粤语中也吸取一些英文舶来词:士多就是“store”的音译,意为店铺;澳门特色糕点的蛋挞(eggtart)中的“egg”意译为“蛋”,“tart”音译为“挞”。

  至于北方重要的港口青岛的方言中也保留有舶来词。提到青岛很多人会想起肤白貌美、身材高挑的青岛大嫚,而“大嫚”这个说法最早来自德语单词“damen”(女士)。在近代,山东曾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更与德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青岛啤酒600600股吧)深受德国啤酒影响,青岛有许多德国风格的建筑,就连青岛话中也有一些德语舶来词。青岛人把下水道称为“古力”,是德语词“gully”的音译。

  总而言之,舶来词不论是以何种方式进入汉语体系之中,都“既来之,且安之”,成为汉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舶来词借着汉语极具包容性的土壤落地生根,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容量,二者可以说是相互成全,共同构建起不同文化、语言之间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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